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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时期华侨张弼士与近代广东经济建设研究
作者:广东华侨中学 黄伟颖 谭超美     浏览次数:2178次   发布日期:2012-03-22 18:16:33
 
    

摘要:张弼士为广东大埔人,早年旅居海外,从19世纪90年代起,将大量资金移回国内,大办实业,本文通过对华侨张弼士在近代对广东投资兴办企业的研究,探讨张弼士企业的管理模式,为现阶段广东私营企业管理方面寻求可借鉴的经验教训。

关键词:张弼士;近代广东;经济建设

Abstract: Zhang Bishi, was born Dapu in Guangdong China. He was sojourned abroad in early ages. Since the 1890’s, he transferred most of his capital back to China, and set up a lot of industries. In this dissertation, we will discuss his managing mode by studying his investments in Guangdong. We hope that, the experience could be use for reference to the private enterprises nowadays.

Keywords: Zhang Bishi, Modern Guangdong, Economy construction

 

孙中山在评价中国民主革命中华侨的地位和作用时,曾赞誉“华侨乃革命之母”。张弼士为广东大埔人,曾被时人誉为“商业奇才”。因家贫,1856年,刚满15岁他孑身来南洋谋生,白手兴家,成为东南亚华侨中首屈一指的巨商。从19世纪90年代,他凭着一股爱国爱乡的热情,将大量资金移回祖国,倾力投资家乡,大办实业,为近代广东经济建设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张弼士不仅是一个有成就的实业家,而且在政治上也有自己清醒的眼光。在长期实业兴邦的实践中,他深深地看透了清政府的无能和腐败,所以对未来的革命寄予很大希望。辛亥革命兴起时,他不但支持儿子张秩君参加同盟会,还通过胡汉民暗中资助孙中山革命经费。因此,1912年,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经过济南时,曾专程去张裕酿酒公司参观,在品尝了张裕葡萄酒后,欣然写下了品重醴金四个字,表示他的赞赏之情。本文拟通过对华侨张弼士在近代对广东投资兴办企业的研究,探讨张弼士企业的管理模式,尝试为现阶段广东私营企业管理方面寻求可借鉴的经验教训。

 

一、张弼士及其对广东的投资

今天张弼士这个名字已鲜为人知,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个名字却令人如雷贯耳。

张弼士,本名振勋,字弼士,号肇燮( 18411916),广东大埔县黄常乡车轮坪村人,清末明初的著名华侨实业家,中国近代史上南洋华侨的杰出代表。1856年,年仅15岁的他孑身南渡到当时荷属的印尼巴达维亚(今雅加达)谋生,开始他在一家纸行当杂工,由于为人诚恳老实,得到老板的信任,提任为管帐,并把女儿嫁给他。岳父死后,张弼士自立门户,开了一家酒行。并疏通当地的荷兰殖民政府,获得承包酒税和典当税以及荷属一些岛屿鸦片税的权力,从此事业兴旺发达起来。之后他花大力气经营垦殖业,由于经营有方,获利丰厚,迅速跻身于当时南洋富商的行列。

19世纪90年代起,张弼士满怀极大的爱国热忱,将大量资金移入祖国,在广东、山东等地兴办实业,同样获得成功,被人们赞誉为“实业奇才”。其投资广东的企业涉及到社会民生的各个方面,同时他还关注广东的铁路交通事业,为广东地区的铁路交通运输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企业管理才能得到了清政府的赏识,先后委任他为粤汉铁路督办、太仆寺正卿、考察外埠商务大臣兼槟城管学大臣、闽广农工路矿大臣等职务。民国后,又出任北洋政府袁世凯总统顾问、工商部高等顾问、广东省商会总理、全国商会联合会会长、约法会议成员、参政院参政、赴美实业考察团团长以及南洋宣慰使等职。张弼士由商而官,成为亦官亦商的杰出华侨人物。

张弼士在广东的投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建筑材料的生产方面。针对当时国内建筑材料的生产技术较为落后的情况,张弼士萌发了创办建筑材料生产企业的念头。1905年,张弼士从外洋考察归来,对资本、技师及其生产的各种要素都探悉其详后,便在广州创办广州振益砖瓦公司,资本额达60000银元,并且按照当时商部所颁布的规章举办,招6000股,每股洋100元,其生产产品是制造士敏泥并制砖瓦。之后又于1907年在广州市西堤新基开设商号,在南海盐步镇水藤村附近设厂生产,创办了“广东裕益机器制造灰砂砖有限公司”。投资额达到320000银元。该厂从德国购进生产设备,采用消化鼓加外热的生产工艺,造出的灰砂砖质量较好。

2、纺织工业方面。1909年张弼士在广州开办了亚通机织厂,投资额为55000银元,同时他购买了日本丰田电动织布机100台,生产棉纺织品。该厂是广东省最早使用现代机器织布的企业。

3、日用品生产方面。张弼士于1909年在广东惠州平海设立福惠玻璃公司,就地取材,采用当地的石英砂进行玻璃的制造,生产玻璃器皿。

4、兴办矿务和盐业方面。张弼士在广东开建县开办开建金矿公司,但由于该处的金矿的蕴藏量有限,致使金矿的开采断断续续,该公司在19021912年开业了一段时间后,被迫停工。在办理盐田制盐方面,他在广东惠州平海设立福裕盐田公司。

5、农业的开垦种植方面。1906年,张弼士投资50万银元在广东惠阳设立惠州实业公司,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拟修建了专用的运输铁路,方便货物的运载。1907年,他在广东广州湾赤磡埠开办广东普生农牧公司,资本达100万银元,兴办农务。不单如此,张弼士还引进了当时农业的新兴的先进生产工具-拖拉机,在广东雷州半岛办起雷州机械火犁牧垦公司,推广机械化农垦技术,这是我国当时最早使用农用机械进行耕种的公司。

张弼士在投资广东的过程中,深感交通运输的重要,他曾向光绪帝提出兴办铁路的主张,并得到清廷的采纳。张弼士任铁路大臣后,不但积极为收回粤汉铁路权作出应有贡献,而且为争取东南亚华侨回国兴建铁路而四处奔走。1904年他与当时的商部侍郎陈璧,共同制订了兴办从广州到厦门的“广厦铁路计划”。然而这计划却遭到时任粤督的岑春煊和张人骏的刁难,他们以张弼士办铁路擅作主张,没能及时申报、咨询为借口,阻挠广厦铁路修筑工程的开展。然而张弼士并不气馁,力陈铁路建设对本地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直到同年11月,张弼士办广厦铁路的情况经查明,别无居心,广东当局才议订《章程二十一条》,照录于下:“(一)定主名,本公司名为:广厦铁路有限公司,载靖海门外为办事总汇之所。此路由省东门外起至黄埔,由黄埔戒增城、东莞、石龙、惠州、博罗、海丰、陆丰、至潮州,达福建之厦门。以广州黄埔为首段,将来黄埔设立商场。(二)招华股,先筹八十万,分八千股,每股一百,每年息六厘。(三)分职任。(四)购地亩。(五)选员司。(六)防流弊。(七)定年限六十年。(八)正线权。左右十英里,外人不得筑平行同线之路。(九)设巡役。(十)设电线。(十一)便航运。(十二)重要工,如有军务先载国家兵丁粮饷。(十三)造册报。(十四)定限制。(十五)益土著。(十六)通邮电。(十七)派余利。(十八)举员董。(十九)设税局。(二十)重奖励,(二十一)同轨制。”[1]( P260-261) 然而广厦铁路的修筑举步为艰,由于种种原因,直到19069月才实施广厦铁路的招股办法,由张弼士担任招股办理,不须官款的补助,以张弼士先筹1020万开办,并且向南洋招股,只收华股。即便如此,当时官方还认为在修筑铁路上还有许多方面需要再三筹划,把修筑的时间延后到新的粤督到任后,再进行全局统筹。19076月,官方又以张弼士修筑广厦铁路的首段,即广州至黄埔段,与当时修筑的广九铁路相同为由,责令广厦铁路“暂行停筑”,致使广厦铁路的修筑工程夭折。

广厦铁路工程的失败并没有动摇张弼士办铁路的雄心,紧接着他拟订创办“惠潮铁路的计划”,委托粤路工程司小松焦三郎,勘测潮州地形,拟惠州的石龙为起点,连接广九铁路,经过博罗、归善县、海丰、惠来、普宁、揭阳,到达潮州,连接潮汕线,再延长至饶平的黄岗。全长275哩。然而这计划在清政府统治时期也没有付诸实施,仅立了案。

辛亥革命后,新政府成立,广东社会秩序得到恢复,张弼士抓住有利的发展时机,联合陈炯明共同募集惠潮铁路的建路股份,于191211月,成立惠潮铁路公司。并且计划在干线完成后再建支线到兴宁,经过厦门、福州、杭州,连接沪宁铁路,铁路修筑的规模相当庞大。干线工程分为5段,共发行500万股,每股以当时的广东货币5元认购,共计2500万元,并且向美国资本家借款1000万元以保证工程的顺利进行。

除了投资工业,兴办铁路交通外,张弼士还在广东办起了药行,他在广州靖海路1357号门牌一连五间大楼设立张裕安堂,与海外新加坡的张裕和、万安和、万山栈三大药行,巴达维亚的慎德药房,香港的万信和药行构成一个药材销售网络,沟通海内外药材市场。张氏药行负责在国内的东北、华北、山东等地采购药材,兼营名贵国药,如人参、鹿茸、犀角、麝香、防党、牛黄等药材,及普通成药。药材货品转运到广州、香港,再经新加坡和巴达维亚,进而销往海外各地。曼谷、河内、马尼拉、东京、三藩市、纽约、檀香山等地的中药商行有不少向张氏药行订货,同时张弼士还又从海外输入肉桂、虎骨胶、燕窝之类名贵药材以及一些西药,推销国内各地。

张弼士归国进行大量的实业投资,并且把投资的主要方向放在广东地区,究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清政府鼓励华侨回国投资并给予政策上的支持。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日渐陷入列强瓜分的严重危机之中。为了支付大量的战争的赔款,清政府国库空虚,大举外债,而之前投入大量资金所经营的洋务运动也屡遭挫折,所兴办的国营军工厂和民用企业已成为沉重的负担。与此同时,国内救亡图存的民众运动此起彼伏。而且,自1894年甲午战争以后,世界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是由商品输出发展到资本输出的阶段,它们为了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从1895年起就在中国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尤其是在金融、交通、矿业等与国计民生相关的方面。这大大刺激了清政府,为了国家的政治经济命脉免于落入外人之手,而自身又正处于政治经济方面的困境,于是清政府就把目光放在当时拥有较多资本的华侨身上,为了吸收华侨资本以济国内资金之不足,并振兴实业,清政府面对内忧外患,为了摆脱困境,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专制统治,清政府被迫调整经济政策,实行振兴工商的“新政”。鼓励华侨回国投资,于1895年下令福建、广东派员到南洋去联络侨商。另一方面,清政府为了保障华商投资,也专门设置了机构和建立制度。1903年清廷设立商部,将所有路矿事务也划归商部办理。190611月,清政府新设邮传部掌管路务,把工商并于商部,改称农工商部。在此过程中制定《公司注册试办章程》18条、《商人通例》9条、《公司商律》131条。并且为了更好地振兴实业,增加华商的投资信心,清政府先后颁布奖励新学新法章程、振兴工艺给奖章程、奖励公司章程、奖给商勋章程这4个奖励章程。1908年,农工商部又奏章拟订“华侨办办理实业爵赏章程”。清政府这些种种的措施为华侨归国投资营造了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

张弼士在清政府的感召下,率先作出积极回应,在“主权自掌,利不外溢”的原则指导下,投资家乡。其投资兴办广东裕益机器灰砂砖有限公司后,政府主管工程的公务局,公布了“建筑工程使用灰砂砖可优先审批”[2]( P237) 的措施,无疑对张弼士的企业给予了大力的扶持。

2、广州港所拥有的得天独厚地理优势的影响。

广州港并非今天所指的港务管理局所辖得天独厚的范围,而是指包括当时广州内港及黄埔外港在内的整个广州港口(或称广州口岸)。广州港水运发达,内接珠江及东、西、北各江,外通南海,可达世界各港,自古为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为近代企业的产品出口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虽然19世纪50年代以后,其外贸中心地位为上海港所取代,但到19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洋务运动中广州地区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蓬勃兴起,以及外国资本输入的影响,广州港海内外的贸易一度出现回升,特别是1867年到1894年间,广州港进出口货值呈波浪形回升趋势,在此期间广州港的进出口贸易,年年的交易状况皆为出超,而且每年平均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10强。甲午中日战争以后到1905年,广州港的进出口贸易更是激增。1895年,广州港的外贸进出口货值为49461981海关两,1900年为51485768海关两,到了1905年,更是增长到92793830海关两,几乎比1900年增长了80%。[3] P190)与此同时这个时期广州港的进出口商品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大量的消费资料充斥市场,外国向广州港输入大量消费资料(如棉货、绒货或各种食、杂货),并且建筑材料和其他生产资料的比例都有了很大的增加。广州港呈现了作为当时国内主要的贸易进出口的优势,贸易的吞吐量大,销售市场面广,这一切,无疑对张弼士确立投资地点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而且广州港是距离其南洋产业最近的地区,这就大大方便了他所投资企业间的物资运输和信息沟通。

3、张弼士的爱国爱乡情怀和个人经历是影响其在广东实业投资的因素之一。

张弼士是一个有强烈自尊心和爱国心的华侨,他出生在贫苦的乡村塾师的家庭,少年时曾有感于国运式微和生于忧患,感慨地说:“大丈夫不能以父学致身显,扬名显亲,亦当破万里浪,建树遐方,创兴实业,为国外华侨生色,为祖国人种增辉,安能郁郁久居乡里耶?”[4]( P46) 在他15岁那年,粤东遭受一场严重的灾荒,他被迫背井离乡孑身到印尼的巴达维亚谋生。他白手兴家,刻苦好学,历经30载,终于成为当时南洋华侨首屈一指的巨富。英国和荷兰殖民当局曾拟授予张弼士以官职,均被张弼士拒绝。张氏家族家藏的《先考弼士府君生平事略》中记述道:“时英荷政府以君兴商辟地,增益税务,有功地方,礼遇优隆,欲授以职,君婉词谢之。人问故,君曰:‘吾华人,当为国效力也!’”[5]( P171)拳拳爱国心略见一斑。张弼士南洋期间切身感受到祖国国力衰微,华侨地位低下,备受欺凌的痛楚,因而立志回国发展实业,以建中国富强之基,同时也盼望能光耀张氏家族的门庭,以期衣锦还乡。由于张弼士在南洋中有相当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先后被清政府任命为驻槟榔屿领事和驻新加坡的总领事,张弼士从此走上一条亦官亦商的道路。1898年,他被北洋大臣李鸿章任命为粤汉铁路帮办,第二年升为总办。1900年再次负责督办粤汉铁路。1903年清政府赏赐侍郎职衔。1904年,他提出振兴经济12条建议并被清政府采纳,就赏给他头品顶戴补授太仆寺正卿(其地位相当于钦差大臣),并且任命他为考察外埠商务大臣兼槟城管学大臣,并兼办闽广农工路矿大臣。1905年又被任命为督办粤铁路大臣,管理粤汉铁路。在18981905年其任职期间,他重回故里,加深了对广东状况的认识、了解,这为他在广东进行实业投资打下基础。

 

二、张弼士实业投资对当时广东经济建设发展的作用

 

张弼士在广东投资的多间企业,在其生前曾兴旺一时,并引起当时由外国人担任的粤海关税务司的重视,在其编写的《广州口岸贸易报告》和《粤海关十年报告(19021911)》中,对张弼士所办企业加以提及。由此观之,张弼士所投资的企业对当时广东经济建设的发展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

1、张弼士的投资开广东近代实业之先河,有助于广东地区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进程的发展和广东经济结构的不断完善。当时张弼士投资国内的企业是带有近代先进生产力的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与民族资本的近代工业一样,他投资的企业从一开始是作为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对立物而存在,这种对立不仅是基于追求利润的要求而产生的,而且是与张弼士当时所形成的实业救国的思想相吻合的。在帝国主义不断加强对中国消费资料的垄断、压制形势下,张弼士所投资的实业实际打破了帝国主义对产品垄断,具有强烈的民族性。他在广东所投资的企业如亚通机织厂,作为当时广东首家使用机械生产棉纺织品的厂家,在一定程度冲破洋棉纺织品独占市场的局面,为国内自主生产棉纺织产品翻开新的一页。在其企业的影响下,在随后几年里,广州先后出现了如天工布厂、宁水布厂等一批机械棉纺织厂。广东并非棉花产区,然而广州纺织工业却奇迹般地走出了自己的发展道路,成为国内出口纺织品的主要生产基地之一。这与张弼士的投资开拓不无关系。而他的福惠玻璃公司和广东裕益机器制造灰砂砖有限公司也是如此,不但起到抵制洋货的作用,还作为该领域的开拓者。

2、张弼士在广东投资促进广东农业经济走向近代化。张弼士是在垦殖业上致富的,有充足的垦殖管理经验。他回国投资时十分重视农业经济的发展。广东粮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不能自给,依靠广西,在咸丰年间,由于广西连年遭兵祸,“田亩半就荒芜,复因抽收厘金,米贩益少”[6]( P144)。之后,安南、暹罗、小吕宋的米接踵而至,每年广东都要购入数百万石。张弼士了解这一状况后,在广东投资数间农垦企业,并引进当时最先进的农垦技术,如在开办雷州机械火犁牧垦公司时,在国内首次引进拖拉机这种机械化农垦工具,从而大大提高了农垦的经济效益。有力冲击了中国传统的农耕技术,促进农业逐步向机械化大生产的模式迈进。

3、张弼士为广东铁路交通运输业所作出的努力对广东经济发展带来深刻了影响。张弼士在广东进行实业投资过程中,深感家乡交通不便,对经济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他热衷于交通运输业的投资,特别是重视铁路建设。在其广东的投资中,铁路的投资建设是他花了最大心力的方面,他从1894年就开始计划铁路的建设,一直到他最后的几年,仍孜孜不倦地关注着广东的铁路建设。虽然,他的宏伟计划最终未能实现,但对广东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在他引领下,华侨纷纷响应投资祖国的交通事业,南洋富商张煜南兄弟回国投入300万银元的巨款,建立起第一家华侨投资的商办铁路——潮汕铁路,潮汕铁路公司从1906年开始营业至19396月潮汕沦陷为止,历时30多年。这条铁路对沟通潮汕一带的交通以及客运、货运都起到很大的作用。为广东的铁路交通建设作出很大的贡献,有力促进了广东地方经济的发展。

4、张弼士投资企业对解决就业和稳定社会治安起到了重要作用。张弼士投资之前的惠州,盗匪较多,社会治安恶劣,成为当时华商投资的“盲点”,究其主要原因是当地经济落后,人们生活贫困,为谋出路而不得为之。张弼士以其勇于开拓的精神,首先到此“盲点”进行投资,开设惠州平海福裕盐田公司和福惠玻璃公司,因地制宜地利用当地的资源,为当地人民创设了就业的机会,这对惠州经济发展,治安的稳定无疑作出贡献,同时为以后的华商开创良好的投资环境。

 

三、对张弼士企业投资的几点认识和思考

 

张弼士在广东的实业投资,虽然盛极一时,对广东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他死后的几年里,这些企业却相继倒闭或歇业。正如其子孙家藏的《荣哀录》所说:“费巨资数百万,适遭此变(按:指张弼士逝世)沦丧殆尽,功败垂成,人咸惜之!”[7]( P168)

张弼士在广东开办的实业多为独资经营,具有私营企业的性质。现阶段国家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广东私营企业,已经成为了广东经济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经济的发展,私营企业的发展在国家建设经济中的比重将会不断增大。虽然当前市场经济时代与当年张弼士投资企业时的情况不尽相同,但笔者认为张弼士企业投资的经验教训乃有值得借鉴之处:

1、密切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而因地制宜地进行企业投资。张弼士在广东的投资项目的选择上,主要有建筑材料、矿业、棉纺织业以及农垦种植等企业,这些企业都是考虑到因地制宜,同时又兼顾国内外市场的需要和原材料的供应。他在1909年创办的广东裕益机器制造灰砂砖有限公司就是一例。由于灰砂砖是用石灰和砂子为原料,经混合压制成型,蒸汽高温高压处理而成的墙体材料,具有强度高、耐久性好、尺寸正确和生产周期短、不用毁田取土等优点。而南海盐步镇的土地最为适合制造灰砂砖,并且邻近省城。张弼士由于曾引导南洋华侨回国投资实业,了解华侨回国投资在日常方面的需求。在当时,归国华侨回国投资首先要解决住房的问题,而且由于早期归国华侨投资实业往往会考虑到能否获得利润,和资金能否得到保存。而当时投资房地产业是高于其他行业,在1911-1937年间,华侨投资房地产达到6246座,而华侨建房对灰砂砖的需求量增加,此时张弼士正是掌握了市场的动向,因地制宜地进行投资,使之获得巨大的利润。同样惠州平海的砂粒“砂质莹洁,堪以制造成器”,而且“玻璃一项,岁为出口大宗”[8]( P192) ,因而福惠玻璃公司就是此情况下因地制宜地利用丰富矿质资源而设立。处于市场经济时代,现代企业生产管理中注重市场的需求和如何减少成本的消耗而获得更多的利润同样是个重要课题。

2、对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学习和引进。作为广东近代企业的开拓者——张弼士,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他投资国内的企业虽然未能成功,但他注意引进大量的资金办企业,并引进了当时较为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科学的管理方法,这对当时广东的社会经济和新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催化作用。他开办的广东首家机械棉纺织厂成为当时其他华侨在办纺织工业时争相仿效的楷模。但是也不能盲目引进外来的先进技术,还应对生产技术进行本土化的改造。张弼士办起的灰砂砖厂虽然采用当时最先进生产技术进行灰砂砖的生产,质量也不错,但是由于成本问题,价格较黏土砖高,而面向的消费阶层又只是华侨建房,因而不能很好地向社会推广,使之销路平淡。由此观之,对先进的科学技术的引进应当结合实际情况,配以合理的经济管理方法,方能在激烈市场竞争中获得一席之地。

3、重视企业的品牌,做好广告的宣传,树立企业良好的声誉。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一个企业的品牌的好与坏往往会影响到该企业产品在市场上的销路。张弼士十分注重他投资企业的品牌,他在其故乡——大埔修建别墅“云禄第”所采用的砖瓦一律是其裕益机器制造灰砂砖有限公司生产的产品。而玻璃则是由他在惠州投资福惠玻璃公司进行加工。通过别墅示范性的建造,来打响其企业的品牌,从而,推广其产品。这实际上是张弼士进行广告宣传效应。这是由于人们购买商品过程中,存在种种心理欲望和消费情感,而此时,广告就成为取胜市场的重要策略,展开以顾客为目标的心理攻势,拨动顾客心弦,激发购买热情。同样在现代社会,随着资讯媒体的多样化,广告在人们的生活中不可少的一分子,企业通过广告能对其产品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

4、重视交通在企业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现阶段市场竞争激烈,企业生产已进入机械化大生产的时代,生产出大量的工业产品,为了确保产品能大量流入市场,这就必须做好交通运输的投入。张弼士在近代广东的投资就注意到交通运输对企业发展的作用。在他投资的惠州实业公司就是一例,公司开办以后他就向当地政府以“转运货物,仅靠人力,挑负诸多不便”[9]( P192) 申请修建铁路,以期运载便捷。他在其所办的广厦铁路时就认识到当时黄埔港“地势宏敞,且滨海水深数十英尺,为省港轮船往来的必经之途”[10]( P342),在广东经济贸易中占有的一定地位。如果修建了广州至黄埔这条广厦铁路首段工程,在黄埔港上开辟商场,就能使他在广州的投资更好地与海外市场沟通,引进和输出产品和设备,便于货物的大量运输,使之扩大生意额。

5、其投资的企业倒闭为我们提供可借鉴教训。张弼士在广东投资的企业其死后的几年里就先后相继倒闭歇业。究其原因,作为早期回国投资的华侨,他仍具有当时华侨投资所共有的缺点:没有能及时地适应市场的供求关系,调整生产计划,更新生产设备。张弼士回国投资的最后几年里正是工业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期,科学技术的更新很快,而张弼士的企业所使用的机器设备都是20世纪最初几年的机器设备,相对而言,生产力的水平不高,产品在市场中竞争能力不强,进而在市场的占有量不足,导致资金的积压,无法再投入转化为生产资本,使企业生产停滞不前;张弼士没有对生产技术进行本土化,即适合当时的国情,只是单纯地引进外国的生产技术,从而导致产品的成本过高,不能很好的适应市场。正如之前所提到他所办的机制灰砂砖厂,在黏土砖大量充斥市场时,大大冲击了灰砂砖的销售,使之最终走向倒闭之路。因而,对张弼士企业遭受倒闭的教训的借鉴,在现代企业来中显得尤为重要,对市场的信息能否及时掌握,往往影响企业产品的销量,而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获得的利润的多与少,会与生产产品的技术把握相关系,只有及时地适应市场的供求关系和注意合理地利用科学技术进行生产,这样才能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

 

 

 

 

 

注释:

[1] 广东省档案馆《申报》.广东资料选辑编辑组编.《申报——广东资料选辑·六(1902.1~1907,6[M].内部发行

[2] 广州市建筑材料工业总公司编.广州市建筑材料工业志[M].内部发行.199512

[3] 丘传英.广州近代经济史[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6

[4] 陈民. 《论张弼士在晚清发展民用工业的历史作用》.载于中国华侨历史学会编.华人华侨研究[J].1992年第3

[5] 李松庵.《华侨实业家张弼士史料》.载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州文史资料·第十辑[J]1963年第四辑),196312

[6] 程浩.广州港史(近代部分)[M].海洋出版社.19859

[7] 李松庵.《华侨实业家张弼士史料》.载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州文史资料·第十辑[J]1963年第四辑),196312

[8] 林金枝.庄为玑.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广东卷)[M].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10

[9] 林金枝.庄为玑.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广东卷)[M].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10

[10]广东省档案馆《申报》.广东资料选辑编辑组编.申报——广东资料选辑·六(1902.1~1907.6[M].内部发行

主要参考书目:

1、    东亚同文会.广东省志(1~3)[M].大正六年(1917年)

2、    陈梦周.《南洋华侨战前经济潜力的剖视》.载广州大学校刊——元旦专号[J].民国三十六年一月第七十期

3、    陈民. 《论张弼士在晚清发展民用工业的历史作用》.载于中国华侨历史学会编.华人华侨研究[J].1992年第3

4、    孔经纬.中国经济史略[M].吉林人民出版社.19587

5、    广东省档案馆《申报》.广东资料选辑编辑组编.申报——广东资料选辑·六(1902.1~1907.6[M].内部发行

6、    广东省档案馆《申报》.广东资料选辑编辑组编.申报——广东资料选辑·七(1907.7~1910.3[M].内部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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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广州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广州侨务与侨界人物[M].广州出版社,20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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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州市志》(卷五·上)[M],广州出版社,199810

20、              齐易.黄埔港史(近代部分)[M]. (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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