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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辛亥革命百年 颂;增邑华侨历史精英
作者:增城市归国华侨联合会 蒋剑云     浏览次数:1708次   发布日期:2012-03-22 18:01:29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一个重要的里程碑,100年来,曾有一大批增城籍的海外乡亲在推翻晚清政府统治、抗日救国以及新中国建设等各个历史时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谱写了增邑华侨、华人热爱祖国、献身国家的壮丽诗篇。今天为了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经参阅有关资料并加以整理,特别介绍八位具有代表性的增城籍的华侨、华人的历史事迹。他们是增邑华侨历史的精英,虽然他们已永远离开了我们,但相信他们的传奇故事和奋斗历程会永久地流传在人们的记忆中,这也是我作为侨务工作者的初衷和所希望达到的目的。

一 、郭 继 枚

郭继枚(18921911),增城副都(今中新镇福和官塘村)人。1911年初,南洋马来亚霹雳州雾边锡矿公理郭水群的独子郭继枚遵父命与邱氏女订婚,当时适逢革命党人在广州举行反清起义,郭父想通过婚姻阻止继枚回国参加起义,继枚却认为:“男儿有志未遂,何以为家?”亲友们帮助郭父相劝,但都无法动摇继枚回国的决心。正月,同盟会决定派员回粤起义,婚后度蜜月仅3天的郭继枚于廿九日毅然告别妻子,与同盟会会员余东雄(南海人,也是72烈士之一)回国参加起义。即将远行的继枚深知生死难测,觉得愧对新娘,便深情地说:“我误你了,无论继枚此行成败如何,请不要挂念我,如有不测,恳切地希望你为我尽孝于父亲。”于是,义无反顾地踏上回国起义的征程。

继枚先到香港,秘密运送武器到广州。427农历三月廿九日)广州起义爆发。接到黄兴命令,郭继枚随何克夫等加入决死队,攻打两广总督衙门。郭继枚奋勇争先,在双门底(今北京路)只身用炸弹炸毙8名清军,为决死队直捣总督衙门开辟了前进的道路。后起义因众寡悬殊而失败。撤退中,他与何克夫退至大南门三兜村(今北京路附近),不幸中弹牺牲,年仅19岁。

1919年,孙中山发动海外华侨捐款,在广州黄花岗兴建了72烈士陵园,郭继枚作为烈士之一,一直以来得到后人的敬仰。

二 、黄 国 民

黄国民(18741935),增城新塘瓜岭村人。自幼随父母旅居新西兰,青年时代受到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在华侨当中为革命奔走活动。后加入孙中山所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任新西兰惠灵顿支部部长,积极向广大侨胞筹集资金,用以支持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据民国3年捐款底册记录,即有400多人次,870英镑),深得孙中山器重。19227月,奉命回国,在上海拜见孙中山。翌年1月随孙中山乘舰自香港抵广州,任华侨讨贼军第十路军军需长。不久,被广东省政府委任为增城县县长,并兼任国民党增城分部部长。在任期间,积极推行广东革命政府法令、打击土豪劣绅、肃清匪患、整饬地方治安、修筑堤围、发展农业、整顿税收,且有民主作风,政绩显著,深得民众敬仰。他曾上书孙中山陈述政见,得到孙中山的赞许。大元帅府彭素民代表孙中山在复函中说:“上大总统函,业经达览,所述谨惧用人意见,为政治切要之图,极为嘉慰……”后因地方势力盘根错节,国民党内部斗争复杂,他任职一年即辞职。之后曾一度任中央直辖西路讨贼第四军第三旅旅长。1925年,孙中山逝世,国民党内部斗争日趋激烈,黄国民对时势甚为忧虑,再度出国,回到新西兰惠灵顿经商。1935年病逝,享年62岁。

三 、刘 伯 群

刘伯群(18961973),增城派潭小埔榄树吓村人。伯群家境贫苦,17岁到马来亚当矿工,其为人诚实好学,很快就掌握了采矿技术,得到矿主信任并让他独自经营部分矿山,业务迅速发展,盈利甚丰。于是在霹雳州、恰保两地先后创办了东粤、东和隆、东兴隆等锡矿公司,很快便成为马来亚的侨领之一。其在霹雳州历任客属公会会长、顾问以及中华大会堂主席、中华总商会会长、华人福利会接生院主席、广东会馆会长、增龙会馆主席等职。后又创办联华银行,任董事长,并任大众保险公司董事长等职。

伯群早年加入同盟会,资助革命。他一向热心公益事业,热心支持家乡办学。例如在1928年为派潭梅都小学捐助巨资,兴建校舍和图书馆,又在派潭墟兴建戏院。1934年在其家乡榄树吓村兴建群志小学,学生入学免收学费,学校的一切经费开支均由他承担,他的义举受到当时广州市市长曾养甫、广东省民政厅厅长王荫榆的赞扬,赠他“爱乡育才”题字。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伯群在马来亚成立“抗战筹赈会”,任副主席,筹集了巨款和大批药物,送回祖国内地,并且组织华侨回乡服务团返国支援抗战。1941年,日军侵占马来亚,伯群毅然返国,历尽艰辛抵达重庆,被推为国民政府中央监察委员,协助处理侨务工作。抗战胜利,任广东省临时参议会议员。在这期间,他积极支持增城籍人士在广州创办“继枚纪念中学”,被选为该校名誉董事。1947年,伯群重返马来亚,继续经商。又组织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曾任副主席,热心侨团工作。1973年病逝,享年78岁。

四 、黄 国 梁

黄国梁(18981978),字日如,增城小楼二龙欧福田村人。国梁的父亲黄俊明早年因家贫赴南洋谋生,国梁13岁时随母亲去南洋读书。民国年初,国内军阀割据,战乱不断,国势危殆。国梁身在海外,但他的心却记挂着祖国,心怀大志的他于1917年返国,考入了云南陆军讲武堂十二期步科。毕业后,投入到粤军第一师,任教官、排长等职。1923年后,历任连长、少校参谋、中校参谋处长、营参谋主任。在协助孙中山讨伐陈炯明的战斗中,曾以2000精兵大破陈部数万之众。19262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十四师四十团中校团副、代团长,继续率部参加肃清陈炯明残部的战斗。

同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国梁奉命率团进击盘踞江、浙、皖、赣、闽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指挥的军阀部队,在江西连克铜鼓、奉新、建昌等地,他随即被正式任为团长。不久宁汉分裂,孙传芳东山复起。国梁奉命率团回师镇江,大破孙部。是役解除了南京危局,挽回了北伐挫势。也是在同年11月,国梁升调第九军十四师少将副师长、代理师长,接着又任为师长,继续率军北伐。12月,他率先攻克战略要地徐州,会同友军连克台儿庄、济南等地。

北伐胜利后,国梁于1927年解职回乡,随后外出南洋生活。直至到1934年回国,在广东陈济棠部任警卫旅少将副旅长兼二团团长。19341022,该部从翁源到达南雄、仁化的第二天,得悉已同共产党达成协议,互不侵犯,红军借路西行。随后,红军路过该地,某营越过原定警戒线,枪击红军,国梁知道后即令其撤回,并对该营的营长给予严厉的责备。

1937年抗战开始,国梁出任国民革命军十二师师长,曾参与徐州对日作战,取得重大战果。后晋升为三十七军军长。1940年初出任六十五军军长,参与指挥三次粤北战役,使日军受到沉痛的打击,保卫了广东临时省会韶关。

1946年,国梁任整编六十四师师长,在山东徐州等地与解放军交战,后任整编第二军军长,旋因病入院治疗。194811月任广东省保安副司令,次年任海南警备副司令。1951年任台湾“国防部”高参。1959年退役。1978年病逝,终年81岁。

五 、李 东 林

李东林(19091961),增城中新陈岗墩村人。生于马来亚金宝,是该华侨实业家李腾利长子,青少年时就读于马来亚。1931年回国,就读于暨南大学。“九·一八”事变后,有感于国难当头,救国为先。1934年毅然退学返回家乡增城,从事抗日救国活动。

抗战爆发,东林被选为增城县抗日自卫团统率委员兼第七区统率委员会主任委员。1937年冬,中共党员徐可生受命到福和地区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李与徐由相识而相知。随后联络魏友相(1939年由郭大同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郭冠雄等人组成“福和民众抗敌御侮团”(后改称“第七区抗战后援会”)。1938年秋,县开展“抗日献金运动”,东林积极响应,一次就捐稻谷千斤。10月下旬,增城沦陷,福和抗日自卫团改编为游击队,东林任副队长,中共党员徐可生任指导员,魏友相任队长,在福(和)从(化)公路打击日军,保护群众。

1939年春,福和民众抗日游击队被编为六十六军随军杀敌队第十一中队。同期,中共增城特别支部建立,负责人郭大同等进入敌占区组织人民抗日武装。十一中队实际上已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当年夏天,李东林、魏友相均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东林任十一中队党支部书记。为了专心从事抗日斗争,于当年8月,把妻儿送回南洋。当年,李汉魏出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主任委员,指示增城恢复国民党县党部,并委任东林为县党部书记长。10月,中共增城特支考虑到当时国共合作的形势,为更好地推动抗日民族统一阵线的形成,批准东林加入国民党并为县党部书记长。就任后,他努力推进全县的团结抗日运动,一批中共党员和爱国进步人士也进入到战时县政府各机构工作。1940年中秋节,东林亲自组织当时的驻军一五三师一个营、翁源大刀队和中共领导的魏友相杀敌大队一起联合行动,夜袭官塘日军兵营,毙敌200余人,取得重大胜利。冬,国民党当局掀起反共逆流,对东林产生怀疑,中共组织随即安排他撤退。

19411月,东林托病请假赴马来亚。之后,加入马来亚共产党并继续参加抗日斗争和反殖民主义革命斗争,曾任马来亚霹雳州抗日游击军司令,马来亚民族解放军副司令,马来亚共产党中央委员。1958年,在与马当局谈判时被逮捕,19596月被递解出境回国。于1961年冬逝世,终年52岁。

六 、邵 岳 藩

邵岳藩(18981989),名焯麟,字岳藩,增城新塘上邵村人。岳藩9岁丧父,家贫如洗,与体弱的母亲相依为命,为了生活,12岁便离开家乡前往广州打工,曾当过厨子、搬运工等苦力,工作虽然艰苦,但却使他养成好学上进、坚忍不拔的奋斗精神和品格,为日后的事业奠定了基础。

岳藩17岁结婚。婚后,村中长辈鼓励他到新西兰谋生,但当时新西兰政府制定了一些不利于华侨、华人移民的法例,如上船要付带路费(不含船票),还要交“人头税”,又要懂英文,在登岸时要经海关官员考试。这种考试被华人视作是最难应对的关卡,岳藩知难而上,早起摸黑地补习英文,终于在20岁那年通过了考试,很快便成功申请定居新西兰,随后也把家眷申请到身边。初到新西兰后,夫妻俩经营蔬菜种植,由于其提供给菜商的产品适销对路、品质上乘,几年下来他赚取了第一桶金,并开办了一间果菜店。

1924年起,岳藩在新西兰坎特布里市基督城纪念门附近的卡素街创办了经营果品的“德本公司”。由于他乐善好施,再加上业务发展扩大,德本公司成为帮助和庇护华人的天地,也使人们把德本公司看成是基督城华人的一个标志。

1937年初,岳藩与数位有名望的华侨创立新西兰华侨联合总会以及坎特布里支会,岳藩为首任总会会长。总会的宗旨是:增进中纽(纽即新西兰)人民的友谊,维护华侨、华人利益,加强华侨、华人团结,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为华侨、华人排忧解难。岳藩对会务十分重视,亲力亲为,扶难帮困。当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日本全面侵华,新西兰华侨联合总会积极发动华侨、华人行动起来捐款捐物,支援中国抗日。当时,新西兰华侨只有4000多人,但捐款总数却达到48万多英镑,其中增城籍华侨、华人的捐款数额为16万多英镑,排在新西兰华侨、华人各祖籍县的首位。

岳藩为维护华侨、华人的权益,以华侨联合总会的名义,号召黑头发、黄皮肤的人团结起来,反对种族歧视和政府当局排华法例,例如入境港口实行“英文考核”,华人不准与当地人通婚,不准子女与西方人一起入校读书等。通过这些抗争,从1948年起,新西兰政府放宽了对华侨的移民政策,解决了华人的永久居留权,与当地人通婚权、自由买卖房地产权、子女与西方人可以一起入学读书等权利。

1985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赴新西兰访问,岳藩作为侨领得到当地政府的安排,召集华侨、华人各界人士到机场迎接和欢送胡耀邦总书记。期间胡耀邦总书记还专门抽时间接见了岳藩等侨领,岳藩深情地说:“能和自己祖籍国的最高元首、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先生谈家常,感到非常自豪,一生荣幸,也是新西兰华侨、华人的最大光荣。”

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特别邀请岳藩到北京参加国庆活动。不幸的是,岳藩在起程登机时不慎摔跤,未能成行,这成了其一大憾事。

邵岳藩先生于1989313日仙逝,享年91岁。他在弥留之际遗言:要继续大力发展华侨联合总会的会务,推动中纽(新西兰)人民的友谊,并将自己的一处私家花园捐赠给新西兰华侨联合总会坎特布里支会,其创收部分作为会务经费。他的去世,是新西兰侨界的重大损失,当地侨报以头版整版作了报道,称“邵岳藩仙游,乃巨人的逝世”。

七 、吴 秀 峰

吴秀峰(18981993),增城仙村雅瑶村人。其父吴晓群是澳洲华侨。秀峰于1919年公费赴法国勤工俭学,是我国最早一批留法学生之一。他在巴黎大学及巴黎外交学院攻读了8年,1927年获法学博士衔。1924年在巴黎加入中国国民党。1928年经国际法官王龙惠引荐,受聘于“国际联盟”。翌年,随国际联盟访问团回国,为促使国际联盟断绝与北洋政府的关系,并与南京政府建立关系,作出了贡献。期间,著述出版《孙中山先生之生平及其主义》。“九·一八”事变后,秀峰奉国际联盟使命参加调查团的秘书工作,赴我国东北部地区实地调查日军侵华事实真相,耳闻目睹,深感亡国之痛。

19369月,世界各国民主进步人士组成“国际反法西斯侵略运动总会”(设在日内瓦)。秀峰主动与总会秘密联系,并担任中国分会驻欧洲代表团秘书长职务,为援助中国抗日奔走于日内瓦、巴黎、伦敦和华盛顿之间。

1940年初,秀峰赴美担任以促进苏、美、英、中联合武装打败德、意、日为宗旨的自由世界协会秘书长。19416月,秀峰受聘纽约稚晖学院首任院长,以宣扬中华文化、加深中美友谊为己任。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社会主义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国际民主学会”成立,主席为英国人拉斯基,这一国际组织执行秘书由秀峰担任。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随后的旧金山召开“联合国宪章”起草会议、伦敦举行“联合国组织”会议,秀峰被邀请参加上述两个会议的秘书工作,成为筹建联合国的首批高层外交人员。1947年参与纽约冯玉祥、赖亚力(中共党员)及香港李济深等建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美洲分会,为该分会筹委。19498月,秀峰被“民革”中央任命为中央委员会代表,拟出席9月在北平召开的首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加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但因国际公务繁忙,未能亲临会议。1950年初,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李济深之邀,秀峰访问北京达半年之久。临返日内瓦复命前,领衔“民革”驻欧洲特派员,负责在华侨和留学生中的统战工作。

1958年秋,秀峰花了8个月时间,倾尽心血,完成了英文版《新中国》专著。1959年秋,秀峰回国工作,抵京后立即接受了周恩来总理的委聘,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参事。

秀峰曾任全国政协第五、六届委员,19809月在出席全国政协五届三次会议时,作为民主人士,他披肝沥胆地陈述了自己对国家长治久安的见解:第一,政权不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第二,职权不能搞终身制;第三,不能再搞暴风雨式的阶级斗争;第四,确保人民有选举权、任免权。19883月,他以90高龄告别政坛,但仍关注西欧马克思主义运动的现状和发展,并不遗余力地整理回忆录献给国家。1993年病逝,终年95岁。

八 、郑 贵 章

郑贵章(19121939),增城荔城五星村人。贵章出生于马来亚,有兄弟二人,贵章居长。中学时酷爱运动,练就强壮体魄及刚强气质,毕业后与同学李东林一起回国,就读于暨南大学。期间,学校组织学生军事训练,他以勇武而被任为队长。1934年,与李东林、胡运兰(均为增城人)退学回增城,从事救亡运动。先是协助李东林在中新办农场、开工厂,后见国势日危,便建射击场,召集热血青年练习射击。

卢沟桥事变后,贵章积极参与福和地区成立抗日救亡会(后改抗日后援会)的活动。1938年,中共党员徐可生到福和组织民众抗日,5月成立七区民众抗日自卫团,贵章为武装骨干。10月,日军入侵增城;21日,福和沦陷。徐可生集结“后援会”和自卫团人员200多人于花山组建福和民众抗日自卫游击队,并精选60余人为常备队,任贵章为队长。11月,参加乌石尾坳阻击战,击毙日军10多人,大大地振奋了抗日气氛。

1939年春,游击队改编为66军随军杀敌十一中队,贵章仍任常备队长。队伍活动于二龙、大坑尾、上角水一带。628,日军千余人经福和、二龙进攻增北。中国守军一五一师一个营于联安附近山头首先与日军交火,魏友相率十一中队配合作战。贵章带领常备队员60余人从洋岗冚冲上大鱼头山,以机枪火力向敌人猛烈扫射,他手握左轮手枪,配望远镜于阵地沉着指挥。日军多次冲锋均被击退。激战至午后,天气突变,大雨滂沱,日军改以炮火猛烈攻击我方阵地。贵章隐蔽树下,被弹片击中牺牲,年仅28岁。贵章死后身体背靠大树,紧握手枪面对来敌方向,神色凛然。后其遗体葬于大鱼头山。新中国建立后,政府追认贵章为革命烈士。

从以上八位增邑华侨历史精英的史迹中,我们不难发现,他们像所有的华侨、华人一样心系祖国。不管他们当初因何种原因离开祖国,远走他乡,哪怕是在积贫积弱、风雨如晦的旧中国,他们和他们的先辈像浮萍遭雨打风吹四下散落,尝尽人间的辛酸和困难,又哪怕他们在海外他乡,凭借自己的天赋创造出不菲的财富,但他们的心始终有着共同的感受、一致的认同——祖国就是母亲。作为儿女,特别是当母亲有难时,他们都会奋不顾身地站出来,对母亲加以捍卫和保护。

今年,既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同时又是中国共产党90周年华诞,从以上的传奇故事中,相信人们也会感受到他们大部分人的奋斗历程,其实也是与中国共产党荣辱与共,一起走过艰难曲折,特别是在一起抵抗外敌入侵、一起建设新中国的奋斗历程。现在,我们用客观、实际和尊重历史的眼光去评价他们各个时期的历史贡献及其所起到的作用,才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他们既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是华侨、华人的历史精英,更是我们增城人的骄傲。相信在所有炎黄子孙,尤其是遍布世界各地华侨、华人的共同努力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这一伟大目标在不久的将来会很快得到实现。因为,这是我们共同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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