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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与广州教育的关系
作者:广州市华侨外国语学校 莫利     浏览次数:1435次   发布日期:2012-03-22 18:11:44
 
    

引言:迈步在广州市先烈路上,由近至远,眺望着兴中会坟场、朱执信墓、邓荫南墓、张民达墓、庚戌新军起义烈士墓、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等辛亥革命遗址,再到中山纪念堂,仰望孙中山铜像,思绪从孙中山为纪念朱执信先生创办的执信中学,到广州市华侨外国语学校(原广州华侨小学)设立的邓荫南将军奖学金,探寻着辛亥革命与广州教育的密切关系。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推翻了清政府的腐朽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在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本质的、全面的变化和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也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广州是辛亥革命的策源地,小东营反封建帝制的暴动,拉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广州教育与辛亥革命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       广州教育推动了辛亥革命的发展

清代广州教育以书院为主。书院是以满旗、蒙旗和汉军八旗普通旗丁的教育主,以四书、五经和宋明理学为主的教学内容,同科举制度关系密切,从而使清代的广州教育体系成为科举制度的附属物,成为士子求得出身、跻身仕途的手段。清代广州书院在数量上居全国之首,且分布集中,在越秀古城区(今北京路) 一带形成一个全国罕见的、空前绝后的书院群。广州的学堂大致分官学堂、私学堂和书院3种。清代广州人读书非常刻苦,不少人在科举中高中。读书人的民族责任感和时代忧患感使越秀区更容易成为近代思想和文化发展的摇篮。

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对华侵略的加深,同西方先进的文化教育制度相比,中国传统的教育制度的保守、没落和不合潮流的特点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近代中国人出国留学以广州学生居多,第一批留学幼童30人,其中有24名广东人。 生活在异国他乡的中国留学生,饱受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弱国子民的屈辱,他们的爱国主义思想有着深厚的感情基础。他们读书不忘救国,广泛地学习和研究了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和民主思想,因此,他们对于中国传统政制、文化弊端的认识,比国内任何社会群体都更加深刻。甲午战争之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拥护孙中山的革命主张,用暴力手段改变现存的政治体制,促进中国近代化的进程,逐渐成为广大留学生的共同目标。留学生成立各种团体,发行刊物鼓吹民主革命。当中章炳麟、邹容、陈天华等在日本非常活跃。后来不少留学生归国,成为国内革命组织的骨干。1901年,东西各报传闻清廷欲将广东割让予法国,广东籍留日学生遂请冯斯栾、郑贯一、李自重、王宠惠、冯自由、梁仲猷诸人发起广东独立协会,主张广东省向满清政府宣告独立。1904年广州留学生成立革命团体群智社,要求推翻满清、恢复汉人江山、建立类似美国的共和制国家。1906年春,同盟会员谢逸桥兄弟在松口先后创办师范讲习所和体育传习所,以培训新学师资为名,暗中集中闽、粤、赣地区骨干进行革命思想与军事知识的教育,培养军事指挥人才。在黄花岗起义的100多位敢死队员中,有20多位是出自谢氏兄弟创办的松口体育会。绝大多数参加黄花岗起义的同盟会员都是接受过新学教育的“文弱书生”,如林觉民、宋教仁、方声洞、黄兴等,黄花岗七十二名烈士中,还有八名广州留学人员。岭南大学培养了陈少白、史坚如、高剑父等追随孙中山革命的仁人志士。1910年,朱执信任教于两广方言学堂,成立攘夷排满的“尊孔会”,凝聚了一批思想激进的学生,为辛亥革命在广州发展奠定重要基础。

二、        辛亥革命推动广州教育发展

第一,奠定近代教育思想

孙中山先生是一位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他一生从事国民革命,对文化教育也非常重视。19129月,他在北京教育界欢迎会上,作《民国教育家之任务》的演说,说:“今破坏已完,建设伊始,前日富于破坏之学问者,今日当变求建设之学问。世界进化,随学问为转移。”指出文化教育事业要随革命形势的发展而发展,要适应时代的需要,同时提出教育对生产建设、人类进步之重要性。孙中山主张人人皆应受教育,应特别重视女子教育,对以后中国的教育思潮,有一定的影响。 

在孙中山影响下,19121月,南京国民政府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学堂一律改称学校,学校负责人一律改称校长;初等小学男女同校;小学废止读经,增设手工科;高等小学以上体操课要注重军事训练;初等小学三年级起兼学珠算等。国民政府还下达全国推行社会教育的通令。指出社会教育要向广大百姓宣讲国民之权利、义务等,尤其要注重宣讲公民道德,并明确要求各省要为社会教育拨出专项经费,结合本省实际制定宣讲标准,确保社会教育之成效。

19127月,教育部召开临时教育会议,商讨教育宗旨、学制、课程、各类学校规章与制度等重大问题。当时的教育总长为蔡元培,他的教育主张为:“应从君主时代的为了一个人或一部分人的利己主义,改变为从受教育者本身着想,使受教育者具有对社会尽责任的各种能力。”他提出教育宗旨应为:“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他的主张和提议,得到广州教育界的赞同,并在广州得以施行。1912年起,广州小学低年部已开设修身、国文、算数、体操、画画、手工、唱歌等课程,小学高年部在此基础上还增开中华历史、本国地理、体操、游戏、外国语、农业、商业等课程。

1913年,教育部拟定了《强迫教育办法》,称“共和政体,全赖教育,正式政府已成立,非实行强迫教育不以谋普及教育而固国体”,其中第4条规定:“为儿童当入之年,八岁一律入学,违者重罚其父兄,并处罚学董。”1923年,《中华民国宪法》颁布,其中第4章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依法律有受初等教育之义务”,义务教育至少以6年为限,期间免交学费,教科书和学校用品都由学校配备。这是义务教育首次被列入宪法,有了法律的保障。广州历任政府在宪法指引下都比较重视教育。1921年陈炯明主粤时期,曾明确表示“本省划定之教育经费,由教育机关保管之,无论何项政费,不得挪用”。并将广东全省收入的十分之一拨作教育经费。期间,为确保适龄儿童入学问题,开始实行小学6年免费义务教育。规定“本省人民无分男女,由满七周岁起(712),皆有受六年教育之义务” 。除此之外,陈炯明曾采取扩建和新建国民小学,逐年增加班数,增拨教育经费,发动和鼓励私人办学等办法来解决适龄儿童入学问题。据不完全统计,仅广州一地,1921年新学年开始,就创办了私立学校近千间。

第二,形成基础教育体系

清末兴办学堂,采取学堂与私塾并存的方针,同时对私塾进行改革。1910年,曾颁布《改良私塾章程》,规定私塾必须传授国文、算术、历史、地理等科,使学童具有初小至高小的程度。据民国元年10月广州市督学局第一次调查统计,当年广州市共有私塾791所,学生共有18371人。[1]1912年,教育部颁布《整顿私塾办法》,1914年又颁布《整顿教育方案》,对私塾做进一步改革。1915年颁布《义务教育施行程序》,直到1920年,广东各地小学逐渐增加。

辛亥革命后,社会变革轰轰烈烈,教育领域也唤起了一场革命。1913年两广发起“讨袁运动”,孙中山在广州就任大元帅职,成立临时中央政权。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后,专门设置教育行政委员会,注重教育事业的发展。尽管期间战乱不断,但广州地区的大学、中学、小学以及各种职业学校都逐渐建立和完善起来。

小学方面,国民政府陆续颁布《整顿私塾办法》、《整顿教育方案》、《义务教育施行程序》等来整顿私塾,完善小学教育。广州先后建立起一批如东川路小学、旧部前小学、小北路小学、署前路小学等百年老校。     

许多著名中学也在这一时期建立起来,而且由于孙中山先生特别强调女子教育的重要性,[2]教育部也于1912年颁布《女子中学章程》,各省市开始设女子普通中学。广东著名的国立、省立中学有国立中山大学附属中学(原为两广优级师范附属中学)、广雅中学(1912年又改为广东省立第一中学)、省立执信女子中学,市、县立中学也在二十年代末开始成立。著名私立中学有私立南武公学。著名的教会中学有广州培英中学、广州真光女子中学、广州培正中学、广州培道女子中学、坤维女子学堂(著名革命家陈铁军毕业于此)等。逐步形成了国立、省立、市立和私立中学的体系,完善了男校和女校相结合的格局。

第三,师范学校和高等教育得到较大发展

广东的师范学校肇始于1903年创办的潮州惠潮嘉师范学堂和1908年创立的广州初级师范学堂。民国成立后,南京国民政府非常重视师范教育。孙中山在1912319《令教育部通告各省优初级师范开学文》中指出:“顾欲兴办中小学校,非养成多数教员不可;欲养成多数中小学教员,非多设初级优级师范学校不可。”[3]但师范学校的普及是在辛亥革命失败之后,在辛亥革命时期就开办了的著名师范学校有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创办于1907年)等。

19122月两广优级师范学堂改称广东高等师范学校,这亦是国立中山大学的前身。1906年创立的广东法政学堂于1912年改称广东公立法政大学,设法律、政治、经济等系。广东公立医学堂由外国医生达保罗和华人医生钟宰荃于1909年共同筹办,1915年改为公立。191310月广东高等检察厅在广东公立警监学堂原址重办学校,名为广东公立监狱学校。光华医学堂是中国人自力创办的医校,19083月创办,民国元年改名为私立广东光华医科专门学校。

美国长老会于1899年创办的广东女医学堂,后改名私立夏葛医科学院。由美国人办理的格致书院也于1906年由澳门迁来广州,1912年改名岭南学校,1914年改办为岭南文理科大学。开办之初,规模不大,还缺乏开设完整大学课程的条件,仅办至大学预科四年和本科一、二年级。与中国旧式的以教授四书五经,学习八股文的教育不同,格致书院,开设了英文、格致、理化、算术、地理、生物等西学课程,在教学中运用实验方法,体育课也成为学校教育的重要部分。清末的岭南大学,从规模、管理、教学,都堪称广东近代教育的楷模。民国初年,岭大开设了完整的大学课程,省长廖仲恺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拨出30万元给岭大做开办费。在广东当时的高等院校中,其规模、师资、设备、教学等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在二十世纪20年代的全国性反对教会与收回教育权运动中,岭南大学于1927年率先收回国人自办,由兴中会会员钟荣光出任校长。此后,岭南大学成为国家教育系统的一部分,根据国家、社会需要发展世俗教育成为办学的主流。岭大收回国人自办后的第一任华人校长钟荣光,也是一位敢于冲破传统桎梏的勇士。岭南大学还充当了西式运动的先锋。中国传统的旧式教育并无体育科目,球类、田径等体育运动,最先是在教会学校中开展起来的。清末,岭南大学就开展了足球、网球、棒球、田径、游泳等体育活动,强调通过体育强健学生体格,采取强制性的普及体育教育措施,要求学生(包括女生)一律参加体育活动,规定学生每天下午除参加体操课外,还必须在户外运动一小时。岭大校园内设有足球场、排球场、篮球场、网球场、田径运动场等。1915年鉴于学生原在珠江游泳,存在安全问题,全校师生自挖自建起一个校内游泳池。岭大注重体育的风气,使其在各类运动会上成绩名列前茅。直到1947年第十五届全省运动会,团体冠军均由岭大独占。岭大健儿在全国以及远东运动会上也取得骄人成绩。

第四,重视职业教育和社会教育。

民国成立后,孙中山还非常重视推行职业教育。他强调说:“即资质不能受高等教育者,亦按其性之所近,授以农工商技艺,使有谋生独立之才,卒业以后,分送各处服务,以尽所能。”[4]广东省之职业教育亦逐渐发达。广东最早的职业学校是1902年设立的广州工艺学堂,其次是1907年省立的岭东中等职业学堂等。

民国元年,教育部即设立社会教育司,首次分开设置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管理机构,即在正式学校系统之外,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办理教育事业,使得未受教育的群众得受国民应受之基础教育,并使已受教育者得又继续受教育之机会。教育部通令各省县市必须设立相应的社会教育管理机构。在各县市教育局内,设社会教育课(后改称为股),或设相应的专管干事。在教育科局之下,设立各种专门委员会和各种联络、促进的团体,如义务教育委员会、平民教育委员会、民众学校教育促进委员会、注音符号推行委员会(后改称推行国语委员会)、社会教育讲演所等,分别开展识字教育运动、扫除文盲、推行民众学校、职业补习学校、民众教育馆、特殊教育等。

体育课程的开设由私立南武学堂始。南武学堂由黄节、谢英伯等人创办于1905年,特别重视体育课,创造性地把体育与德育并重,使南武公学成为当时广东一间独具典型的学校,而且成为辛亥革命党人在广州市河南的秘密机关。学堂开办之初只有12个学生,男女皆有,开了男女同校之先河。但未及一年,学生已增至130余人。因入学女生日多,便另增设南武女学校(后改名为洁芳女校)。 1934年,广西人士在广州创办“培桂中学”。提出“教、训、军合一”(即教学、训育、军训和童子军)的教育主张,把学校教育成为军事化的教育。

1889年广州博济医院美籍华人医师冯西,在医院内收养了盲幼女四人,并把她们送入医院附设的女塾读书。三年后,由于盲女人数越来越多,冯西就在仁济街租赁房舍设立盲人女塾,收录社会失明女孩入学。教授盲女们盲文、音乐、编织等。1912年,女塾改名为明心书院,这便有了广州第一所盲人学校。明心书院后,一开始只招女盲童。后来,考虑到许多男盲童同样渴望接受教育、获得技能,明心书院也兼收男盲童。到上世纪30年代,书院有盲童100多人。那个年代,盲人的生活是十分艰辛的,所以,明心书院的盲童们一般都一边上学,一边学艺。他们学习盲文掌握基本的文化知识,还学习音乐等课程。此外,他们还努力掌握一些谋生的技能,如打毛衣、编竹篓、竹筐等。通过半工半读,盲童们既学到了一门或几门谋生的技能,也能拿着自己的“作品”卖了赚点小钱支付在学校的生活费用。

大革命期间,广州成为全国的革命中心。教育思潮亦以唤起民众为主流。于是面向平民,面向社会,面向农村,成为当时办学的主要倾向,且见诸实施。19213月,美国教育博士孟禄和江浙的“实际教育调查社”陶行知等人来广州作教育调查,提出了“知行合一”教育的主张,后来发展为乡村教育的理论和实践。而以“求知致用”为宗旨的“知用学社”,于1924年创办“知用中学”,提出办学宗旨为“以承认知识的权威,采用实验的主义,求知致用,双方并重,以共谋南方学术之伟大建设为宗旨。”

第五,建立现代学制及管理制度

尽管民国政府在民国初年已经建立起一套较完整科学的教育体系,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国教育的发展,但袁世凯上台后,这些良好局面遭受了一定程度的破坏。1920年陈炯明主粤时期,广东教育再次得到重视并获得新的生机。陈炯明主导下的教育改革,正式率先确立了现在仍在施行的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的“六三三学制”。广东在此期间施行的“统一小学教师班标准”、“课程表制度”、“家访制度”、“学生课外活动制度”等,也陆续普及全国。执信中学就率先推进六三三学制(小学六年,初中、高中各三年),开中国现代教育之先河。执信中学也是最早开设校本课程的学校,当时就有文理分科的雏形。

省立第一中学(广雅中学)成为全国中等教学改革的缩影。辛亥革命后,在国民政府教育部“废学堂,建学校”的要求下,广东高等学堂更名为广东省立第一中学。原本一个大学堂‘降级’为中等教育学校,这也让省立一中一下子成为中等教育的领头羊,特别是在执行教学改革上,省一中的教学变革是当时广东甚至全国中等教学变革的一个缩影”。

  据记载,科目上,省一中的科目从原来的以国学、英文、数学三科为主,改变为十五门学科(国文、数学、外语、历史、地理、物理、生物、化学、法制、经济、修身、绘画、乐歌、手工、体操。

  制度上,坚持原有的日记制,创新施行班主任制、晨操制、科主任制和教时学分制。 “‘广雅日记’是从原广雅书院继承下来并发扬,要求学生每晚撰写日记由老师点评,好的日记校长还会亲自点评并向全校公开学习。晨操制则是每日早上集中由班主任进行5分钟讲话,然后集体做软体操”。班主任制学分制延用至今。1928年到1929年国学大师梁漱溟任省立一中校长期间,还创立校务委员会,学校的管理从原有的学校校长负责制向校长领导下的集体负责制转变,对学校进行民主管理,独树一帜。省立一中已具有现代中学的雏形,是近代中等教育模式的开创者,不少制度如班主任制、科主任制和教时学分制等,延续到现在的中学、甚至大学仍在施行”。

自戊戌变法至辛亥革命的十余年里,官办的、私立的、教会办的学校先后兴起,有大学、中学、小学和各种职业学校,也有男子的、女子的,形式多样。辛亥革命时期广州的教育经历了较大变革,也获得了较大发展。当时广州市教育发展的迅速,在全国来说是有数的。从1905年至1910年,每年都有新创办的学校。 

 

参考文献:

1、《广东教育公报》民国元年第三期,转引自《民国时期的教育》,第98页。

2、孙中山:《女子教育之重要》,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二集,上海民智书局1930年版,第146147页。

3、《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53254页。

4《总理全集》第二集,第121页。

5、其余资料,参考《广州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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