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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籍华侨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与贡献
作者:暨南大学 华侨华人研究院 母书鹏     浏览次数:3223次   发布日期:2012-03-21 14:56:20
 
    

  要: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的专制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在辛亥革命的过程中,广东籍华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中广府籍华侨的表现尤为突出。广东籍华侨积极地参加革命组织,义无反顾地回国参加武装起义,踊跃捐资支持革命,不遗余力地办报宣传革命,为辛亥革命的成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关键词:广东籍华侨 辛亥革命  贡献

 

一、广东籍华侨积极参加革命组织

(一)      广东籍华侨与兴中会

要发动革命推翻满清政府的专制统治,首先必须建立革命的组织。在建立革命组织的过程中,广东籍的华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檀香山兴中会的建立

1894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了中国近代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兴中会成立之初,参与者并不多。“当时民智闭塞,国人桎梏于满虏淫威压迫之下,畏惧官吏,甚于蛇蝎,鲜有敢赞同起兵造反之说者。故兴中会之倡议,附者寥寥。”[1]据冯自由考证,在兴中会成立后的十一年间,海外各埠成立的分会仅四五处,会员有名籍可稽者总数不满三百人,可见兴中会初建时形势之严峻和艰难。尽管参与者人数不多,但是这些最早的参与者基本上全部是广东籍华侨,他们是孙中山先生革命运动的最早支持者,对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实有开创之功。根据对冯自由《革命逸史》中《兴中会会员人名事迹考》一文的分析可知,1894年冬,在檀香山加入兴中会的初期会员有名可考者共一百二十六人,其中香山籍70人,开平籍10人,新会籍9人,新安籍7人,南海籍6人,新宁籍8人,惠州籍4人,恩平籍1人,归善籍1人,祖籍不详者10人。[2]由此可见,兴中会成立之初其会员基本上都是广府籍的华侨。

2)香港兴中会的建立

18951月,孙中山偕邓荫南、宋居仁等数人从檀香山回到香港。这些从檀香山回来的华侨基本上都是广府籍的。当时香港已经有杨衢云、谢缵泰等人组织的辅仁文社。辅仁文社以“开通民智,讨论时事” 为宗旨,素有反清的志向,孙中山遂亲自拜访杨衢云等人,商谈合作组党事宜,杨、谢等人欣然同意,辅仁文社成员加入兴中会,从而实现了兴中会与辅仁文社的合二为一。香港成为兴中会的总部,公布了香港兴中会章程,规定了总会和支会的权限,“本会名曰兴中会,总会设在中国,分会散设各地”“四方有志之士,皆可仿照章程,随处自行立会。惟不能在一处地方分立两会,无论会友多至几何,皆须合而为一。又凡每处新立一会,至少须有会友十五人,方算成会。其成会之初,所有缴底、领照各事,必须托附近老会,代为转达总会,待总会给照认妥,然后该支会方能与总会互通消息”。[3]总会成立后,决议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不料消息泄露,起义未及发动便遭到破坏。

3)日本横滨兴中会的建立

18951月,孙中山所乘之船在横滨停泊期间,曾向船上华侨演讲反满救国,为冯镜如等人所知,邀请孙中山相谈。但是,由于轮船开行在即,遂无缘与日本的华侨见面。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偕陈少白、郑士良二人转赴日本横滨,正式结识了侨商冯镜如、冯紫珊兄弟,又联络了十多位华侨成立了兴中会横滨分会。会议推举冯镜如为会长,赵明乐为管库,赵峰琴为书记,冯紫珊、谭有发、黎炳垣等人为干事。据冯自由《革命逸史》记载,在横滨最早加入兴中会的有名可考的会员有17名,冯镜如、陈清、冯紫珊、黎炳垣、温芬、陈才、陈和、陈植云、黎简卿、温遇贵、梁达卿、冯懋龙是南海人,黄焯文、郑晓初是香山人,赵明乐、赵峰琴是新会人,谭有发是三水人,这些会员全是广府籍,其中南海12名,新会2名,香山2名,三水1名。[4]

4)广东独立协会

1901年春天,留学日本的粤籍学生冯斯栾、李自重、郑贯一、王宠惠、冯自由、梁仲猷等人发起成立了广东独立协会。当时国内外盛传清政府要将广东割让给法国,引起国人的强烈不满和抗议。粤籍学生在东京开会反对清政府割让国土,声讨清政府的腐败及卖国行径,并自行宣告独立。后来以横滨华侨众多,乃移会所于横滨。孙中山对此十分赞赏,“赞助此事颇力。侨界参加者二百余人。每次开议之前,诸发起人恒至前田桥总理寓所商谈进行方法。兴中会员黎炳垣、温炳臣、陈和等招待尤形殷勤。粤籍留日学生与兴中会合作自此始”[5]

5)旧金山兴中会

1904年,孙中山抵达旧金山,“以旅美侨胞多染康梁余毒”,遂决定在此地开设兴中会分会,先从具有新思想的教友入手。于是召集兴中会救国筹饷大会,参加者甚多,公推加州大学教授邝华汰为主席。邝华汰为广东台山籍华侨,对孙中山的革命主张,非常支持。孙中山提议到场的华侨购买军需债券,并提出“凡购券者即为兴中会当然会员”。大家对于购买军需债券一事颇为赞成,“惟闻凡购券者即为兴中会员一节,多谈虎色变,谓吾辈各有身家在内地,助款则可,入会则不必。”[6]为筹饷起见,孙中山便不再勉强入会之事,最后筹得美金四千余元,正式入会者只有邝华汰等数人。

6)孙中山改组美洲洪门致公堂

孙中山初次旅美时,曾向洪门人士多次游说,但以其 “时未列籍洪门,竟视同陌路,无助之者”。1904年,孙中山第二次旅美,鉴于前次的经验教训,深知要扩大革命党的势力,非联络洪门不可。“盖美洲华侨,属致公堂党籍者,占十之八九,除旧金山总堂外,各埠均设立分会者,尚有百数十处”。[7]因此,孙中山毅然在檀香山加入致公堂,并一跃成为洪棍。孙中山加入洪门后,便积极主张改组洪门,他的建议得到洪门大佬黄三德的支持。黄三德是广东台山籍华侨,早年加入洪门三点会,后赴美国加入洪门致公堂,1897年被洪门推为旧金山致公堂盟长。在黄三德的支持下,孙中山对洪门致公堂进行了改组。其中最重要的有两项:一,驱逐保皇派的势力,改组《大同日报》为革命党报,与保皇派展开论战。此举对洪门人士影响甚大,使致公堂开始摆脱保皇派舆论的影响,逐渐成为革命派的重要支持力量。二是,推动洪门会员总注册之法。孙中山发现洪门“分堂对于总堂,向少联络,团体日涣,威信渐失。”“加以洪门总要职员,多染保皇余毒,忘却反清复明面目,非重行注册,实事联络不可”[8] 于是着手制定致公堂新章程八十条,此议得到大佬黄三德及旧金山总堂诸干事的赞成,遂推举孙中山和黄三德赴各埠劝说总注册之事。各分会对于注册一事并不热心,孙、黄奔走数月,收效不大。这次改组虽然未达到预期的目标,但是通过改组仍然极大地提高了致公堂的革命性,对于争取美洲华侨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兴中会时期,参加和支持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活动的主要是广东籍的华侨。广东籍华侨基本上又以广府籍的华侨为主,他们为早期革命组织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二)     广东籍华侨与中国同盟会

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与各革命团体商谈合作事宜,得到各团体的积极响应,一致同意联合组建中国同盟会。中国同盟会是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政党,它的成立推动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同盟会的总部设于东京,并在海外设立南洋、美洲、檀香山、欧洲四个支部,广东籍华侨是同盟会海外支部的重要支柱。

1)南洋各地广东籍华侨与同盟会的建立

190510月,孙中山到达安南西贡,在华侨的积极支持下,成立了堤岸同盟会分会。会议推举刘易初、李卓峰为正、副会长。此后,西贡华侨大力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西贡堤岸两埠同志对于粤桂滇三省革命军事,均先后筹助巨款,为他处侨商所不及”。[9]为了避免殖民政府的干涉和破坏,越南的很多社团都是以其他的名称来宣传革命。如萃武精庐、讲学社、中兴社、卫生社、兴仁社等组织,这些社团都倾向革命,其成员中有很多是同盟会的成员,其中有不少是广东籍的华侨。

19062月,孙中山到达新加坡,力促新加坡的同志组织同盟分会。广东饶平籍华侨张永福主动腾出个人别墅晚晴园作为同盟会会址,孙中山主持加盟仪式,陈楚楠当选为会长,张永福为副会长。晚晴园成为同盟会南洋支部的活动中心。此后,新加坡各地华侨纷纷加入,革命组织不断壮大。除新加坡成立同盟会外,马来亚各州,如槟榔屿、马六甲、雪兰莪、森美兰、彭亨等地,均先后成立同盟分会。

在孙中山到达暹罗之前,此地已有革命报刊《华暹日报》。《华暹日报》为广东台山人陈景华与老华侨萧佛成等人合办,内容分中文和泰文两种文字。19073月下旬,孙中山到达暹罗。抵达曼谷时,受到当地华侨的热烈欢迎,但孙中山的活动却受到当地政府的干涉,限其一个星期离开,并不许谈论政治问题。孙中山便秘密组织了同盟会分会,华侨加入者众多,推选肖佛成为会长,陈景华为书记。

当时,荷属殖民政府严厉限制革命派在印尼的活动,因此,印尼的革命组织大都以书报社和通讯处等名义存在。在这些组织中,有很多是广东籍的华侨。

总之,当时南洋华侨建立了数十个革命分会或通讯处,参加革命组织的华侨人数众多,其中很多是广东籍华侨。至辛亥革命前,缅甸的华侨参加同盟会的会员有名可录者就达2343人之多,[10]其中不少人是广东籍华侨。

3)广东籍华侨与美洲同盟会

美洲华侨虽然较早受到革命的影响,但是建立同盟分会却较其他地区晚。当时保皇派和致公堂的势力遍布美洲大陆,为了宣传革命思想,唤醒被清政府和保皇派蒙蔽的华侨,广东台山籍华侨青年李是男联络有革命思想的华侨青年黄伯耀、温雄飞、黄芸苏等人组织了少年学社,该社对外以研究学术为名,对内以鼓吹革命为实,这是美洲华侨革命机关的基础。[11]

1909年,孙中山赴美国,在倾向革命的华侨的支持下成立了同盟会纽约分会。不久,在美国又成立了同盟会芝加哥分会、同盟会旧金山分会、同盟会檀香山分会等一系列革命组织。1910年,美国西部有数十个城市成立了同盟会分会。为了加强对革命力量的统一领导,成立了美国三藩市(即旧金山)中国同盟会总会(统称美洲同盟总会),创办机关报《少年中国晨报》。[12]

   加拿大是保皇会的发源地,保皇会在此地有很大的势力。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保皇会内部发生分裂,一部分华侨开始倾向革命。1910年夏,冯自由到达加拿大温哥华,一些华侨有志青年向冯自由提议发起同盟分会。冯自由考虑到此次到来的主要目的是筹集革命资金,若另立门户,恐怕会引起当地洪门人士的误解,因此没有公开组织同盟会,以免影响筹款大局。[13]等到筹饷基本结束后,冯自由便开始着手组织同盟会分会。19115月,冯自由在温哥华正式成立了同盟会的分会。当时陆续加入同盟会的华侨达到数百人,加拿大其他各埠也相继成立同盟会的分会。

此外,革命党人在中南美洲的墨西哥、古巴、秘鲁等地,也建立了同盟会组织。这些地区的华侨大多数都是广东籍的,其中尤其以广府籍华侨为多。

因此可以说,广东籍华侨是同盟会的主要支持力量之一,在同盟会的组织领导下,广东籍华侨广泛地积极参与孙中山的革命运动,为革命组织的发展和革命运动的成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二、广东籍华侨回国参加武装起义

华侨虽然身处国外,却心系祖国,以各种方式参与和支持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其中,包括参与和发动武装起义来推翻满清政府的专制统治。在推翻清政府的十次武装起义中,我们均能看到华侨的身影,他们中很多人为了革命的成功,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在这些武装起义中,广东籍华侨特别是广府籍华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参加广州起义

18951月,孙中山偕广府籍华侨邓荫南等数人回到香港,谋划发动广东起义。后因计划泄露,起义还未发动便宣告失败。虽然起义失败了,但是广府籍华侨已经播下了通过武装起义推翻清政府的星星之火。

(二)惠州起义

1900年,由义和团运动引发的八国联军侵华,使北方处于战争的混乱状态。孙中山认为机不可失,乃命惠阳籍华侨郑士良潜入惠州,策划武装起义。郑士良集结以华侨志士为主体的600多人的起义军在惠州三洲田发动武装起义,攻克新安、深圳之清兵,随而转战龙岗、三多祝等处,所向皆捷。后因日本政府更迭,新政府禁止武器出口及与革命党的接洽,孙中山原定的计划遭到破坏。郑士良连战数月,所率之部发展到万余人,终因粮饷武器接应不继而功败垂成,起义队伍被迫解散。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其影响却是巨大的。孙中山曾论述道:“经此失败而后,回顾中国之人心,已觉与前有别矣。当初次之失败也,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惟庚子失败之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矣。”[14]

(三)潮州黄冈起义

19075月,许雪秋策划发动了潮州起义。许雪秋是广东潮安籍华侨,其父在南洋经商,为南洋华侨巨富,且为三合会主要成员。许雪秋自幼随父经商,对三合会中的人非常熟悉。他曾经回国向满清政府捐官,但出了捐官钱却不做满吏,相反却有实行革命之志。1906年春,孙中山抵达新加坡,许雪秋闻而倾慕,请张永福介绍结识了孙中山,并加入了同盟会,自陈愿意组织发动岭东革命运动。孙中山表示同意,许雪秋便奉命返回广东潮州联络会党,组织人员发动了丁未潮州之役。起义爆发后,经过一番激战,起义军攻克了黄冈,收缴清军枪械1000余支,遂依据革命方略布告安民,人民悦服。后在潮州清军大队人马的进攻下,起义军转战潮汕各地,终因双方力量悬殊,起义失败。[15]

(四)参加惠州七女湖起义

19076月,孙中山派同盟会会员邓子瑜到惠州组织发动武装起义。当时孙中山计划潮、惠两府同时并举,以分清军之势。邓子瑜是广东博罗籍华侨,在惠州三洲田之役中曾出力不少,后来到新加坡开设客栈。革命党逃往南洋的同志,他都尽力招待。1907年,在新加坡正式加入同盟会。邓子瑜听闻黄冈起义已经发动,便率领一部分会党武装起义,在归善县(今惠阳县)七女湖起义响应,参加起义的人有很多是新加坡回国的华侨。起义军一举而夺取防营枪械颇多,击毙清军多人。各乡会党纷纷来归,声势大振。粤督迭接惠州府陈兆棠请兵电,乃檄调各路营勇围剿革命军。革命军与清军混战十余日,使清军防营为之疲于奔命。后邓子瑜闻知黄冈起义失败,而且枪械弹药缺乏,乃将起义队伍解散。邓子瑜被香港政府勒令离境,便率领一部分起义人员返回新加坡。[16]

(五)参加“三二九”广州起义

1910年槟城会议决定继续筹款购买军械,以再次发动起义。此次起义经过了充分的准备,组织了统筹部以全面指挥起义。19114月,革命党人正式发动广州起义,因当天为农历三月二十九日,故称“三二九”广州之役。参加“三二九”广州起义的800名先锋中,仅从新加坡和槟榔屿等地回国参加这次起义的华侨就不下500人。427,黄兴率领100多名革命党人、华侨志士进攻总督衙门,与清军展开激烈巷战。最后,因双方力量悬殊,起义失败。在此次起义中殉难的86位烈士中,共有华侨31人,其中广东籍的有29人,基本上是工人、学生、教员、商人、记者等普通民众。[17]在此次起义中,广东籍华侨中涌现出了一批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

(六)参加支援武昌起义

19111010,武昌起义爆发,台山青年马超俊组织了“海外华侨敢死队”,自任总队长,率领百余名工人由上海赶赴武汉,在汉口大智门、汉阳兵工厂,与清军冯国璋部激战8昼夜,弹尽援绝,才率部撤回武昌。[18]

武昌起义爆发后,各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广东籍华侨迅速投入参加支援武昌起义的斗争中,纷纷回国参加推翻清朝反动统治的最后一战。越南华侨石锦泉,打石工人出身,参加敢死队,回国后成为广东民军的首领之一,在东莞县虎门起义,建立了一支石字营的民军,约2000多人,参加光复广州的行动。暹罗华侨陈涌波,回潮汕组织武装,被任为标统。林激真等率领起义队伍光复汕头,华侨许雪秋、谢逸桥与归国华侨陈云生等人组织民军起义响应,参加了光复潮汕的斗争。[19]

在辛亥革命期间,梅州市有10多位归侨、侨眷在战斗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是新加坡华侨温生才,马来西亚华侨陈敬岳、林修明、钟明光、陈文褒,印尼华侨罗福星、陈文友、郭典三,以及梅县侨眷周增和饶辅庭等。[20]

在推翻满清政府的一系列武装起义中,广东籍华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广府籍华侨的表现尤为突出。以“三二九”广州起义为例,我们就可以看出广府籍华侨牺牲人数占到了华侨牺牲总人数的绝大部分。

在发动武装起义的地区选择上,同盟会内部曾出现过激烈的争论,孙中山一直坚持优先在粤、桂、滇发动起义,同盟会内部其他地区的会员中曾有人对此表示不满,“这些反孙的当地革命党人均不是广府人,对孙中山之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与广府人的成见,表示不满” 。[21]这也能让我们从另一个方面看到广府籍华侨在孙中山先生发动的武装起义中的重要性。

三、踊跃捐款,支持革命活动

孙中山发动的推翻满清政府的革命活动,其经费主要来自海外华侨的捐助。孙中山先生曾说:“综计诸役,革命党人以一往直前之气,忘身殉国,其慷慨助饷,多为华侨;热心宣传,多为学界;冲锋破敌,则在军队与会党。踔厉奋发,各尽所能,有此成功,非偶然也。”[22]很多华侨慷慨捐款,毁家纾难,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华侨的捐款,极大地推动了革命的发展,对于推翻满清王朝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这些捐款中,广东籍华侨占到了很大的比重。

() 檀香山广东籍华侨对革命的捐助

兴中会成立一个多月,共收得会员底银及股份银1000多美元。这些资金是广东籍华侨最早支持革命的经费。但这些经费与发动广州起义所需款额相差甚远,孙中山之兄孙眉和邓荫南等人慷慨变卖家产,支持革命。

孙眉(18541915年),又名孙德彰,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18岁随父亲到檀香山,在一家菜园和牧场当工人,后集股在茂宜岛办农场。因经营得法,农场规模不断扩大,拥有牛羊千头,垦地数百顷,为人仗义疏财,为檀岛内外人士所敬重,尊为“茂宜王”。兴中会成立后,孙眉积极支持革命活动。1895年,孙中山筹划广州起义,“以事机日迫,急于返国,而所集戋戋之数,去所预算需要之数尚远,为是异常焦灼,德彰闻之,乃更以每头六七元之价贱售其牛牲一部,以充义饷”[23]。孙眉屡次筹款支持革命,以至最终倾家荡产。

另一位倾家支持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是邓荫南。邓荫南(18461923年),又名松盛,广东开平县人。出身贫寒之家,年轻时到檀香山经商、务农,后在茂宜岛拥有一座颇具规模的制糖工场。189411月参加兴中会,任茂宜岛分会主席。邓荫南同孙中山关系密切,成为孙中山早期革命活动的骨干。当孙中山急于回国发动革命而筹款不济时,“邓松盛亦尽变卖其商店及农场”,所得款项悉数作为起义的经费。在随后的革命运动中,不管是在策划武装起义,筹集革命经费方面,还是在办报宣传革命等方面,邓荫南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革命的成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梁启超评价说:“此人倾家数万以助行者,至今不名一钱而心终不悔,日日死心为彼办事,阖埠皆推其才,勿谓他人无人也。”[24]

(二)美洲广东籍华侨对革命的捐助

孙中山先生很早就到美洲宣传革命,但是由于美洲华侨风气未开,加之保皇派在美洲势力强大,因此,早期美洲华侨对革命的捐款数量很少,效果也不明显。1910年,槟城会议决定筹款计划之后,孙中山决定再次赴美洲筹款。1911年,孙中山在游历加拿大和美国之后,发现同盟会和致公堂不能合作之弊,乃力促同盟会加入致公堂,共同筹饷救国。孙中山向致公堂提议组织洪门筹饷局,得到一致赞成。在洪门致公堂和同盟会的努力下,美国、加拿大华侨踊跃捐助,其中加拿大7万余元,美国1.5万元,两处近9万元,占此次捐款总数的一半多。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孙中山急需15万元以解燃眉之急。司徒美堂提议、经洪门大佬黄三德同意,将加拿大的多伦多、温哥华、维多利亚34栋洪门致公堂大楼典押出去,把款汇回国内,孙中山对此大加赞扬。[25]

美洲华侨踊跃捐款支持革命,其中涌现出了很多感人的事迹。孙中山在《我的回忆》中写道:“有许多人,将他们的全部财产交给我。费城的一个洗衣工人,在一次集会后来到我住的旅馆,塞给我一个麻袋,一声没吭就走了,袋里装着他二十年的全部积蓄。”[26]

(三)南洋广东籍华侨对革命的捐助

191011月,同盟会在马来亚槟城举行会议。会议的一个主要内容是筹集革命经费,以再次发动武装起义。本次起义计划筹集10万元,数额巨大,时间紧迫,广东梅县籍华侨谢逸桥兄弟带头认捐五万元,剩余部分到南洋各地募捐。谢氏兄弟的慷慨解囊,也带动了其他华侨的捐助,为如期筹足经费起到了积极的作用。[27]由于荷属殖民政府严禁华侨支持革命活动,筹款之事似不可靠。因此,南洋地区的筹款主要在马来亚进行,“如英属不能筹足预定之额,则全局瓦解”。一开始,革命党人在马来亚的筹款并不顺利,“所得款距预算额远甚,意沮丧”。在南洋筹款遇到巨大困难的时候,广东新会籍华侨邓泽如遍游英属各地,召集会议,发表演讲,充分利用自己的个人关系和在马来亚地区的影响力,呼吁侨胞捐款,为筹款的成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邓泽如在南洋地区的筹款为革命的成功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他也因此得到孙中山等革命领袖的充分信任。从《孙中山全集》中可以看到,从190710月到191112月之间,孙中山至少发给邓泽如40封信函,其中大部分是与筹款有关的。如“去腊星加坡同志汇来兄所捐军费一千元,已收”“刻接精卫、应培两同志函,备述足下热心革命,力任筹饷,以济军需,钦佩无极”“寄来二千元,已得收到”“前接来电,悉汇银五百元,并麻坡认银二百元。今日接手书并银则一帧,经收妥”。[28]等等。从这些信函中,我们可以看到邓泽如为革命捐助了很多经费,他也在南洋地区的筹款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虽然争取华侨富商的支持是募款的有效手段,但是革命经费主要的稳定来源却是来自华侨中下层的捐款。“盖华侨对革命赞助的程度,常与其经济地位适成反比。即经济情况愈差的,赞助革命亦最热心;反之,经济情况愈佳者,对革命亦最冷淡”“华侨所捐之款……大多来自一些店员和工人,彼等捐出一两个月的薪水,视为常事。尤以三十岁左右的华侨青年,不仅踊跃捐助,且最努力奔走劝募。”[29]只是由于南洋地区中下层华侨捐款人数众多,很多华侨无私捐助不图虚名,加之革命时期资料保存困难,我们现在很难找到中下层华侨捐款的具体数目等详细信息。从一个地区华侨捐款的总量,我们还是能够看出这些地区中下层华侨对革命活动的积极支持。

广东新会籍华侨黄景南在越南以卖豆芽为生,生活虽然艰苦,却热心革命,“每日恒以所得投入扑满中,为捐助革命之需,时人闻而义之。”[30]孙中山先生曾赞扬道:“其出资勇而挚者,安南堤岸之黄景南也,倾其一生之蓄积数千元,尽献之军用,诚难能可贵也”。[31]

在武昌起义后四个月时间里,各地华侨汇往国内的汇款共238万元港币。新加坡广东籍华侨捐款达20余万港元,作为广东光复后的活动经费。暹罗华侨郑智勇从华暹通商船公司本人股份拨出100万铢,支援广东都督府。旧金山中华会馆3次电汇给广东都督府胡汉民,共13万美元。据《广东财政司收支报告总册》统计,从19111191913531,海外华侨为支持广东光复和广东军政府,捐款借款共达175.8万多元,还认购了广东军政府革命债券159万多元。[32]

总的来说,在整个革命过程中,广东籍华侨在捐款支持革命方面表现积极踊跃,为革命的成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据蒋永敬的《辛亥革命前十次起义经费之研究》一文研究指出,十次武装起义经费约为62万元港币,第一、二次起义是在兴中会时期,其经费之来源,除由少数革命党人出资外;华侨资助者,仅檀香山一埠,所占比率亦低,不到百分之十。第三至第十次起义,是在同盟会时期,各次起义经费之来源,以华侨之资助为主,分布地区亦广,所占比率约百分之八十。尤其第十次起义经费,百分之百来自华侨的资助。按各地区华侨资助经费之多寡,可划分如下:

一、 安南及暹罗   89,423

二 、加拿大         64000

三 、荷属南洋       62550

四 、英属南洋     57,663

五 、檀香山       15,000

六 、旧金山         11000

七 、缅        4,8000元(如为缅币,应列第十位)

八 、纽           4,000

九 、芝加哥         3,000

十 、波士顿         2,000[33]

虽然我们很难从这些捐款总数中具体区分有多少是广东籍华侨的捐款,但是从华侨的人数和地区分布仍然可以略见一斑。檀香山、美洲主要是广府籍华侨,这些捐款基本上可以确定绝大多数是广东籍华侨所捐助。南洋地区有很大一部分是广东籍华侨,他们的捐款数量也应该占到很大一部分。所以可以说,广东籍华侨在踊跃捐款支持革命方面表现突出,而中下层华侨对革命捐款尤为热心,这些经费对革命的成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四、办报宣传革命,扩大革命的影响力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主张以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满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保皇派则主君主立宪制。康、梁在戊戌变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海外华侨社会中有很大的影响力。为了进一步推动革命的发展,革命派创办了一些列的报刊,一方面批判满清政府的专制统治,唤醒民众。另一方面与保皇派展开论战,宣传革命思想,扩大革命的影响。这些革命报刊中有很多是广东籍华侨创办的。

(一)檀香山华侨与革命宣传

189912月,梁启超由日本抵达檀香山,并在此地建立了保皇会的组织,宣称“名为保皇,实则革命”,具有很强的欺骗性。因此吸引了很多的华侨加入,就连兴中会的很多会员也加入了保皇会。1903年,孙中山由日本到达檀香山,发现革命的发源地和根据地几乎全为保皇会的势力所占据,兴中会近乎陷于停顿的状态。于是,孙中山开始不断演讲,宣传革命,当地华侨反映热烈,“每次连讲二三日,听众常逾千人。”为了驳斥保皇派的报纸《新中国日报》的诋毁和谬论,孙中山改组《隆记报》为革命机关报,汇集保皇派报刊两个月来排斥革命的言论,亲自撰写了《敬告同乡论革命与保皇之分野书》,文章中明确指出“夫革命与保皇,理不相容,势不两立;今梁以一人而持两说,首鼠两端,其所言革命属真,则保皇之说必伪;而其所言保皇属真,则革命之说亦伪矣。”“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革命者,志在倒满而兴汉;保皇者,志在扶满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驰,互相冲突,互相水火,非一日矣。”[34]这篇文章划清了革命与保皇的界限,令侨胞耳目为之一新。

保皇派对于革命势力的复兴心有不甘,乃在《新中国日报》上刊出《敬告保皇会同志书》一文间接反驳孙中山前文,为了进一步扫荡保皇派的势力,孙中山在《隆记新报》上发表了《驳保皇报》一文,驳斥保皇派的言论,宣传了革命的思想。孙中山在1904年的信函中有云:“弟刻在檀岛与保皇大战,四大岛中已肃清其二,余二岛想不日可以就功,非将此毒铲除,断不能做事,但彼党狡诈非常,见今日革命风潮大盛,彼在此地则曰:借名保皇,实则革命;在美洲则竟自称其保皇会为革命党,欺人实甚矣。”[35]其后《隆记报》次第改组为《民生日报》及《自由新报》,此报大力宣传革命,与保皇派展开论战,争夺在海外华侨中的舆论影响力。“由丁未至辛亥之四五年间,几无日不与保皇党之新中国报笔战”。革命思想由此复兴。

(二)美洲革命报刊的创办和宣传

1)美国革命报刊的创建和宣传

旧金山《大同日报》是美洲洪门致公堂的机关报。康、梁在美洲建立保皇会后,洪门中很多的华侨纷纷加入。当保皇派势力最盛之时,康有为的弟子欧榘甲凭借与致公堂大佬黄三德和英文书记唐琼昌的关系,劝说黄三德等人创办机关报作为宣传的喉舌。1902年,新创办的机关报正式出版,定名为《大同日报》,欧榘甲为总编辑,该报遂为保皇派所控制。当孙中山先生自檀香山到达旧金山后,欧榘甲 “以挟同党新中国报笔战之嫌,遂假大同报攻击总理为伪革命党,讥黄唐等之欢迎总理为不智”[36]。黄、唐初劝欧榘甲与孙中山合作,共同推翻满清的专制统治,但却无法实现。最终,保皇派势力被驱逐,孙中山遂将《大同日报》改组为革命报刊,大力宣传革命思想。

旧金山《少年中国晨报》是美洲同盟会的机关报,19108月在旧金山创办,是同盟会在美洲开设的最早的宣传机关,也是革命党存在时间最长的机关报。当美洲同盟会未成立时,广东台山籍华侨青年李是男与黄芸苏、黄伯耀、温雄飞等数十人组织了少年学社,油印出版了杂志刊物,内容多攻击清廷,提倡革命。孙中山抵达旧金山后,改组少年学社为同盟会,此后党员日众。遂将杂志改名为《少年中国晨报》,在美华文报纸均于每日正午出版,此报为早晨出版,为当时美洲各华文报纸别开一新面。该报积极鼓吹革命排满,同保皇派报纸展开论战,成为当时在国外影响较大的革命报刊之一。

《中西日报》是美洲最早的一家华文报纸。1900年由旅美广东台山籍华侨伍盘照创办。伍盘照于13岁去美国旧金山,初当童工,日工夜读,后入长老会英文学校,以勤奋好学为西人牧师赏识,成为基督教徒。在与侨众接触中,他深感华侨社会闭塞,遂辞去牧师职务,创办《美华新报》(后迁旧金山改名《中西日报》),以改良社会、教育侨民和协助孙中山宣传革命救国为办报宗旨。19044月,孙中山抵达旧金山时被拘禁在天使岛,伍氏联络致公堂人黄三德等出具保证金保释,然后延聘律师向华盛顿最高法院上诉获胜,使孙中山安然无事。他还在《中西日报》上刊载邹容的《革命军》,并免费代印《革命军》1.1万册分寄美洲、南洋各地,以扩大革命宣传;并带头购买“革命军需券”,支援辛亥革命。

2)加拿大革命报刊的建立与宣传

温哥华《大汉日报》是加拿大洪门致公堂的机关报,出版于1910年夏,是加拿大影响很大的革命报刊。《大汉日报》是从《华英日报》改组而来。《华英日报》主笔是崔通约,原是康有为的弟子,因此开始尚能与温哥华保皇派的机关报《日新报》相安无事。后来《华英日报》刊载粤省官吏通缉保皇会会员的新闻一则,引起了保皇派的强烈不满,以诽谤名誉将《华英日报》告上法庭,崔通约向该埠洪门致公堂求助,“趁势提倡革命排满之说,是为加拿大报纸皈依革命之嚆矢”。[37]由于资金不济,加以诉讼纠缠,最后《华英日报》转让给致公堂,改名为《大汉日报》,聘任冯自由为主笔。冯自由是广东南海籍华侨,对革命组织的建设,特别是在革命宣传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冯自由“受任两月,即与同地保皇党之日新报为革命保皇之论战”“加拿大原为康有为创始保皇会之发源地,经余口诛笔伐,侨胞之陷溺君宪邪说者,遂多豁然觉悟,而改趋革命一途。”[38]经过革命派报刊的宣传,加拿大华侨逐渐从保皇派的影响下解脱出来,日益趋向革命,成为后来黄花岗起义募捐的最主要支持者。

 

(三)南洋各地革命报刊的建立和宣传

南洋是华侨较为集中的地区,其中广东籍华侨占有很大的比重。1899年,康有为在新加坡设立保皇会,并在此之前一年发行了《天南新报》,鼓吹立宪,反对革命。由于康、梁是维新运动的领导者,加以较早在南洋设立保皇会,因此在南洋拥有很大的势力。最初革命党在南洋还没有建立宣传机构。惠州起义失败后,一些革命者逃往南洋,开始宣传革命思想,南洋风气为之一变。其中影响较大的革命报刊是《图南日报》。

《图南日报》为南洋地区最早的革命党报,广东饶平籍华侨张永福是其主办者之一。当时南洋风气未开,订阅者很少。因此,报纸多数免费赠阅以扩大影响力。随后人心渐开,发行量递增至二千数百份。孙中山得知《图南日报》的创办后,赞扬备至。为了办报,张永福、陈楚楠前后开支三万余元,超出二人的财力范围,维持两年之后被迫停办。陈楚南、张永福不欲党报中断,遂与陈云秋合股创办《南洋总汇报》,仍有张永福、陈楚楠二人主持,继续宣传革命思想。但因陈云秋思想顽固,两派之间发生严重分歧,陈云秋提出拆股承让之议,该报为保皇派所控制。陈云秋“复约保皇派商人朱子佩等加股合办,而总汇报竟化为保皇会一纯粹机关报矣”。[39]

1907年,新加坡华侨陈楚南、张永福、林义顺等人创办《中兴日报》,继续宣传革命思想,与保皇派展开论战。《中兴日报》与《南洋总汇报》在要不要种族革命,要不要暴力革命,中国应该走君主立宪之路还是民主共和之路等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中兴日报》全面系统批判了《南洋总汇报》的种种谬论,见下表。两年间,《中兴日报》日销增至4000多份,成为南洋革命舆论的中心。英属、荷属的华侨深受其影响。

此外,南洋地区还有很多其他的报刊杂志积极宣传民主革命思想,这些宣传起到了组织动员华侨参加革命,促进华侨民主革命意识觉醒的积极作用。在革命宣传的过程中,广东籍华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孙中山先生尤其依靠广府籍的华侨。颜清湟认为“章炳麟指责孙中山对于他所主编的《民报》漠不关心、毫不帮助经费一点,也极可能是真实的……反之,他对于在新加坡出版为他本人及其广府人亲信分子所控制的《中兴日报》,则似更为重视”[40]。这也能让我们更进一步看出广府籍华侨在革命宣传方面对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的重要性。

                

   总而言之,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划时代的伟大的事件,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在这次革命运动中,广东籍华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广府籍华侨的作用尤为突出。



[1]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四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3页。

[2]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四集),第2336页。

[3]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223页。

[4]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246页。

[5] 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46页。

[6] 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第62页。

[7] 蒋永敬编:《华侨开国革命史料》,第116页。

[8] 蒋永敬编:《华侨开国革命史料》,第116页。

[9] 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第50页。

[10] 杜元载主编:《革命文献》(第六十五辑),《中国同盟会革命史料(一)》,第211349页。

[11] 蒋永敬编:《华侨开国革命史料》,第195196页。

[12] 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广东省志·华侨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74页。

[13] 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第110页。

[14] 黄彦编:《孙文选集》(上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91页。

[15] 华侨革命史编纂委员会编纂:《华侨革命史》(下册),台北:正中书局,1981年,第206207页。

[16] 华侨革命史编纂委员会编纂:《华侨革命史》(下册),第209页。

[17] 刘权:《广东华侨华人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42页。

[18]《广东台山华侨志》编纂委员会编:《广东台山华侨志》,香港:香港台山商会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99页。

[19] 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广东省志·华侨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77页。

[20] 广东省《梅州市华侨志》编委会,梅州市华侨历史学会编:《梅州市华侨志》,2001年,第62页。

[21] 颜清湟:《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版,第237页。

[22] 蒋永敬编:《华侨开国革命史料》,第41页。

[23] 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第27页。

[24]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3页。

[25] 《广东台山华侨志》,第98页。

[26]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55页。

[27] 《梅州市华侨志》,2001年,第61页。

[28] 《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60页,第363页,第373页,第376页。

[29] 蒋永敬编:《华侨开国革命史料》,第51页。

[30] 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第50页。

[31] 黄彦编:《孙文选集》,第99页。

[32] 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广东省志·华侨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79页。

[33] 蒋永敬编:《华侨开国革命史料》,第4748页。

[34] 张其昀主编:《国父全书》,台北:国防研究院印行,1963年版,第361页。

[35] 张其昀主编:《国父全书》,第362页。

[36]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四集),第131页。

[37] 蒋永敬编:《华侨开国革命史料》,第174页。

[38]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四集),第133页。

[39]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四集),第141页。

[40] 颜清湟:《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第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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